不是学生才面对考试，我也随时要面对。所幸的是，我知道我是在写文章，你认为你是写作文。差异在于，写文章的一定会写作文，而写作文的不见得会写文章。
活跃在华语文坛多年，主要写小说，也涉猎古典诗词、书法、文论、戏剧、广播甚至歌词等领域的我国台湾作家张大春素来创作力旺盛，他的写作体裁跨度大、颇富才思和童心。拿他擅长的小说写作来说，已出版过青春小说、成长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志怪小说、武侠小说……他一直在拓展着自身写作的疆土，尝试小说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可能性。可是，迄今为止，他极少将自己散见于报刊上的散文结集，更不愿意教人如何为文。如此说来，《文章自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一书可算是破例。
十几年前，张大春曾写出一本《小说稗类》，从体系、起源、修辞和材料等特别的角度去欣赏、解读、剖析小说的门道和美好，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乐意深入堂奥的小说同好的。那本书问世后在我国台湾和大陆读者中均产生不小反响，也是张大春在小说写作之外难得的文论。相较之下，《文章自在》写得更浅显易懂，更像是写给那些为学校教育的作文题目所累的孩子们。不过，他始终对命题作文写作有不同看法。
等到一双儿女进入学龄、开始写作文，身为家长的张大春开始直接面对孩子们的“作文之难”。联想到自己从小受到的语文教育和遇到的老师，结合多年来写作的经验和心得，张大春觉得可以用一些文章为例，去写写为文之道，体会并享受写文章的自在感觉。
中华读书报：写出《文章自在》这一系列文章，初衷是对现行的语文教育特别是作文教学、考试不满吧？
张大春：我几乎没有出过散文集，因为我觉得散文本来是一篇一篇读的，不用装订成册。可是，总有朋友说，哎，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应该搜集起来出本书。我就琢磨用什么方式把以前写的散文、杂文统合起来。这时，刚好我的孩子准备升学，我就不时拿我的文章给他们看看，也是和他们的学习有关。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在作文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认为，在他人命题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能力了解命题本身的意旨。我就说，那你们自己随便写。
其实他们不怎么在课余写文章。我儿子对文字没什么兴趣，我女儿就是在闺蜜过生日时会写篇文章抄在海报那么大一张纸上，画上图，到学校送给人家。有时她也写小说，写三行五行三页五页，永远写不完。我儿子对NBA（美国男篮职业联赛）所有球队的球员情况了如指掌，谈起这些时口语表达很好，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从他们身上反衬出他们对作文的态度，又怕又懊恼。我就想，如果写一本书……我曾经公开宣布过，拒绝我的文章进课本，但总得找个直接和年轻读者对话的方式。特别是当他们在语文学习、作文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总觉得，现在的作文考试，会让孩子们不喜欢文学，孩子们的逻辑是，我要么从考官的命题中去猜对方的意思，要么去揣摩老师的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启发少年人自己的思想？
中华读书报：收入这本书中的例文大多是你以前的文章，也有不同时代的名家作品，这些文章的选择也是有整体考虑的吧？
张大春：从使用电脑以来，我的散文杂文专栏文章都收在电脑里了，这些文章大部分没有出书。为写作《文章自在》，我以三十选一的比例选择从前的文章，差不多筛出来几十篇。
中华读书报：从“序言”到书中文章的主题，贯穿着“写文章，不搞作文”的意思，现实则是很多家长更期望孩子能写好作文，用以应试，反而对写文章本身视作不务正业，似乎应试教育的作文写作和你所理解的写文章有矛盾之处？
张大春：一方面，写文章本来和写作文在本质上就有差异。会写文章，是不是就会写作文了？强调写文章会不会把事情搞砸锅了？这是我蛮在意的。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说得出道理的美学。我在每一篇引文里面都在说明写作是怎么一回事，但在例文里不说。只要读者从头到尾读一篇，就等于体会了一遍写散文的技术。我始终相信熟练理解比死记硬背更重要，这种熟练会转化成一种组织文字的能力，变成下笔的能力。
昨天有位老师问我，如何让孩子们在一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之内写出一篇首尾俱全的文章？我就说，很简单，平时写文章给自己定个截稿时间。我很懒，写专栏时每次不能不写的截稿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我时常会梦到考试，这多少和我从事的工作有关系。所以，不是学生才面对考试，我也随时要面对。所幸的是，我知道我是在写文章，你认为你是写作文。差异在于，写文章的一定会写作文，而写作文的不见得会写文章。
中华读书报：你曾对媒体谈到现在年轻人的中文水准（写作）在退步，对此表示无奈。你用了个比喻，说你只能在十楼拉一张网，拦住一些人，让下坠的速度不要那么快。
张大春：现在，我遇到敬惜字纸的人会非常感动，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这个时代，语言的、语文的凋零是铺天盖地的、全面的、快速的，我甚至有手足无措之感。我去电台做节目，电梯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年轻人，我听他们聊天，语素之匮乏，旨趣之薄弱，关心的事物之狭窄，充满偏见。在捷运站、在面店，我的耳朵不小心听到的对话也这样，很久没听到有意义的对话了，当然不是谈论文学才有意义。
我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带回的信息是，老师们很惊讶他们能那样表达自己。我想，那是因为我平常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虽然家常，但也在考虑如何开启话题，进入话题，如何发散出去，讲些别的东西让他们理解，所谓教养的心术。没想到这会让他们在议论事物上有非常准确的口语能力，要是能更具体地，更细节化地进入到我们对文本的捉摸，那应该可以帮助很多孩子，哪怕不只是写好作文，只是写得很快乐。写得很快乐，一定能写好。
中华读书报：从《小说稗类》到《认得几个字》再到《文章自在》，从阅读感觉上，《文章自在》更容易。《认得几个字》是给自家儿女写的，《文章自在》应该是写给天下为读书作文所累的学生们吧，下笔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同？
张大春：写《认得几个字》的时候，我假想的是面对一群年纪不小、家有孩子的父母。怎么样在文章里加点料呢，就把我家孩子的事情放进去吧。作家朱天心曾对我说，大春，我告诉你，你不要生气哟，这本书（《认得几个字》）真好看，我前面都跳过了，最好看就是两个孩子的部分，哈哈。《文章自在》呢，我假想的是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小的可能十一二岁，大的可能是中学生。这些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下讨论这本书。在台北，我做了三四场关于这本书的校园推广活动。我以为孩子们会问我怎么写好作文，后来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在问我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语文课本里提供的材料远远不合现在孩子们的胃口了，我儿子有一天从学校回来说，今天真衰，写了一篇很肉麻的文章。我说，为什么要写？他说，是一篇读书报告，那本书就很肉麻啊。我问，谁的书。他说了一个作家的名字。我说，哦哦，那辛苦你了。
中华读书报：在华人作家中，你是以传统文化积淀和古文功底好著称。在你看来，如今中国大陆盛行的儿童读经、背诵古文对于现代中文的写作有哪些帮助？
张大春：死记硬背古文不会令孩子的中文写作受益，这件事情让我们直接地形成短期记忆。在青少年最珍贵的时间，把这些内容刻在短期记忆里，去达成某些目的，包括应付考试。接着，这个记忆就不用了。如果没有其他阅读的浸润，只是背诵古诗词，我们的长期记忆也会失落。
所以我刚刚强调的是理解和熟练，要从历史的、政治的、情感的多个角度去理解《岳阳楼记》，这些是不能通过短期记忆完成的。换言之，我们认为孩子从头到尾都背过了，不了解没关系，长大后就了解了。没这回事，长大也不会了解的。我主张在小孩子不觉得痛苦以及不伤害他的尊严的情况下，让他背点什么。当他不想背的时候，就算了。
中华读书报：你曾在《聆听父亲》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写父辈故事，写父亲和自己的关系，如今你也到了花甲之年，是否想过再写一部非虚构作品，比如，写写你自己？
张大春：是在筹划，是一个书名用在两本书上。莫言介绍了一个山东哥们儿给我，是个开文化公司的大文青。我每次到北京就告诉他，他希望出一本我的古体诗集。我写过八千首古典诗词，就从中挑选了一百零八首，名为《平生师友》。我用小楷抄一遍，印在宣纸上。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选的那些诗，包括写给莫言、阿城等二十几位大陆朋友的，写给台湾师友的更多。我会在每首诗前面写个半文言的小序，大致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写。书中不设注解，诗也不用标点。另外，还在计划一本回忆性的散文集，也叫《平生师友》，写的是我和朋友们值得说说的经历。
中华读书报：经过这么多年，你的精力还是很旺盛，做了那么多事情。
张大春：还是老了，但的确做了很多事情。我这几年在台湾跟京剧演员吴兴国合作了七八出戏，这些剧目都在台湾公演过。有一部《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形式很怪，一半京剧，一半法国歌剧。所有的戏词我写，法国歌剧部分再请人译成法文，台湾的交响乐团伴奏，但作曲编曲请的是一位上海的古典音乐家。我还把契诃夫的十几个短篇小说改编成一部音乐剧《欢乐时光－契诃夫》。等于说，这几年我一边在电台里说着书，一边写着《大唐李白》，一边写着戏。
中华读书报：说到《大唐李白》，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写完三本了，第四本的写作情况如何？
张大春：第四本已经写了九万字。倒是完全按照我的计划来写，但第四本采用了和前三部不同的写作手法。写到第三部的一半的时候，我就想，第四本要用不同的手法，用大概一百个短篇，每篇大概三千字，这样差不多就三十万字。应该是2017年底到明年初写完吧。
中华读书报：六年前采访你的时候，你曾说，“记得写完《城邦暴力团》的那一天，我把笔一搁，倒了一杯酒，心想，此后再无难事”。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吗？
张大春：对我来说，最难写的是爱情小说。我老在想一个题目，《诗一样的情人》，是跟互联网有关，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呢。还好我没写，不然放到现在绝对过时了。当然我还在琢磨这个故事，一个女教授，在网上化身成男的，他一个男学生，在网上化身成女的。这两个性别都是假的，到后来这两个人怎么谈恋爱。女的还比男的大十岁。有意思。还有，越来越难的是我的视力，这让我越来越没精力看不该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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