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了，火得一塌糊涂。
这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聪明得“令人害怕”，从高超的棋艺，到自动驾驶技术的日渐纯熟，前段时间刚火起来的AI绘画，人工智能似乎也在演化，随着技术的成熟而越来越聪明。
是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智能聊天机器人，其本质是一种生成型预训练语言转换器，它会写代码、续写名著、翻译文章，甚至检索文献。比如有人用它续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澎湃新闻
不过它也有知识盲区，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图源网络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功能，甚至可以取代人类的部分工作，这再次让人想起那个存在已久的担忧：作为技术发展的代表，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吗？如果我们不得不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状况，工作对于人类而言是否意味着一个全然不同的事物？
在《算法的力量》中，作者杰米·萨斯坎德就设想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对于工作的观念的转变。和我们通常的假设不同，技术发展导致人类的失业，不一定是完全悲观的，也可能是我们转变对工作看法的一个机会。
技术一旦取代人类，
我们该怎么对待工作？
节选自[美]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
01.
工作范式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古人不喜欢“为了生计而工作”的想法。在《旧约》中，工作以一种神的报应的形式出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世纪》3：19），这是上帝对有罪的亚当和夏娃发出的斥责。科里·沙夫发现，古希腊人明白工作的实际好处，但他们认为保持人类繁荣的关键是避免工作。亚里士多德写道：“机械或商业的生活并不高尚，它不利于美德。”正如沙夫所说，更好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沉思、治国和作战。
基督教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开始将努力工作视为救赎之路，鼓励节俭、诚实和自律。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中，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劳动，人类才能把自然世界锻造成实现价值和进步的工具。相比之下，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家从他们的工人那里攫取了价值，却没有给他们合理的报酬。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工作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收入、地位和幸福。
收 入
谋生是人们工作的首要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出卖生产力是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唯一赚钱方式。我们很少自己动手种植食物或建造住所，事实上，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支付这些东西（它们本身就是别人劳动的产物）。我们大多数人还希望努力工作能多少有点结余，可用来享受一些令人愉悦的场合、奢侈品或体验。
地 位
我们工作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地位和他人尊重的需求，人类的这种需求是根深蒂固的。报酬丰厚的工作带来承认和威望，当我们收到老板、顾客和委托方对自己工作的积极反馈时，我们会感到自豪。相反，失业则会让你感到耻辱和羞愧。
幸 福
终于，总有些幸运儿的工作帮助他们提升了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可能来源于业绩出色使他们获得了内在满足，也可能来源于他们给其他人带来了价值。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最开始是一名护士，现在转做心理治疗师，她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照顾她的病人。对另一些人来说，工作提供了自我完善的机会以及培养技术和能力的平台。人们失业时经常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或者觉得自己“被扔进了垃圾堆”。
你为什么要工作？
工作也能帮助我们处理与时间之间脆弱的关系。从幼时起，我们在就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体验时间的流逝：上午、下午、傍晚、深夜，每个时段都有例行的活动。成年后，我们的时间体验就与工作流程密切相关了，失业后无序的慵懒会让我们的生活无聊乏味、进退失据，长此以往，失业可能会成为“心理上的巨大负担”。
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工作可以让我们有针对性地处理直系亲属以外的人际关系，并给予我们空间来缓解自己的竞争欲望。即使是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寒暄，也让我们能观察他人，分享故事、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我们把握现实的一部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说道，没有其他处理生活的技巧能将个人与“现实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他的工作中，他至少安全地依附于现实的一部分，即人类社会。工作的价值在于它本身和由它关联的人际关系，为性冲动、自恋、攻击性，甚至是色情的释放提供了机会，在一个社会中，它是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人类存在的理由。”
我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一种假设：工作是获得收入、地位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我称之为工作范式。在一个大多数成年人从事着某种工作的世界里，工作的性质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它与分配（收入和福利）以及承认（地位和尊重）有关。因此，在工作范式之下，没有工作的世界的前景自然令人不安。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2.
后工作范式
应对技术导致失业的可能性
在现有的这种工作范式之下，应对未来技术可能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可能会有哪些解决措施呢？第一种是将工作视为稀缺资源，根据相应的机制在相应的人口中进行分配；第二种是引入“劳动权”，保障人们的工作机会；第三种是通过某种全球技术暂停来抵制自动化进程。
这三种解决方法都各有弊端，并且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接受现有的工作范式，并试图找到维持它的方法。这三种方式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技术导致失业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废除原有的工作模式，代之以一套不同的理念。简言之，这种理念意味着削弱甚至切断工作与收入、地位和幸福之间的联系。
– 削弱工作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
首先要认识到，工作和收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现行制度下，工作也不能保证你有一份生计。在美国，每四个就业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的工资低于官方贫困线，几乎一半的人有资格领取食品救济券。反之亦然，失业和贫困之间也不一定直接相关。过去，失去工作也许就意味着无家可归和食不果腹。如今，大多数先进的政治体制都有相应的集体安全网。
数字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迈进下一阶段的机会，那就是削弱甚至打破工作和收入之间的联系。简言之，这可能意味着对公司的部分利润征税，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普通民众。因此，比尔·盖茨提议对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所得收益将用于资助其他地方的就业。
另一个逐渐流行起来的概念是全民基本收入（UBI），给每个公民支付现金，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按照菲利普·范·帕里斯所倡导的这种激进模式，不需要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每个公民每月获得大约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也无须履行资格义务。这样的系统将不同于之前提及的“仅为解决就业而制造工作”的模式，因为它不需要人们工作。相反，人们选择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成了个人的事情。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并不新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当下运行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讨论它。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鼓励人们不工作，人们是否会寻求通过额外收入来“充实”全民基本收入，或者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让人们为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准备，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这些问题（就像人类劳动者本身）在一个技术导致失业的世界里是多余的。全民基本收入在数字生活世界的作用将是取代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增强劳动力市场。如果全民基本收入成为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发达经济体的公民每人每月领取的钱则需超过1000美元。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什么样的，仍有讨论的空间。例如，如果工作本身供给不足，那么合理的情况就是，支付给人们的钱不应该取决于他们是否找工作。然而，若不管每个公民的其他收入来源如何，都应向其支付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可能就不太合理了。那些通过土地或资本赚取巨额财富的人，就不应像其他人一样在道德上有权要求分配公共资金。而且，他们不太需要这些钱，可能也不会花掉它，把钱分给他们在经济上的效率很低。当然，也有通过经济上高效的工作（如果有适合人类的工作的话）来补充全民基本收入的办法。若有人患有一种罕见疾病，需要额外的治疗资金，也许此人就可以享受更高的基本收入。或者，如果你做了照料老人等好事，你也许就应该得到奖金（即使机器能把老人照顾得更好）。奖励可以激励人们自我完善，为学习新技能的人带来额外收入（这些技能的价值不能从经济角度来衡量）。
切断工作和收入之间联系的做法未免过于激进。但运气平等主义者会将其视为向社会正义迈进的一步。他们会说，长期以来，人们的财富是由他们的才能和工作能力决定的，这两者都是“不劳而获的”。马克思本人将劳动权描述为“不平等劳动的不平等权利”，因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有些人在体力或智力上都比其他人更有优势。迫不得已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难道不是有辱人格的事吗？几个世纪以来，资本所有者一直在不劳而获。如果我们其他人也能这样做，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 切断工作与地位之间的关系 –
第二步就是要挑战一种在工作范式中或许是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有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才配享有地位和尊重，而失业则是耻辱和羞愧的来源。政治理论家理查德·阿尼森表示：“在现代竞争性市场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不能挣钱养活自己是一种耻辱。”我们被教导要相信工作的尊严，无论那工作是多么令人厌恶或危险。长期失业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无能或道德沦丧的表现。懒惰被认为是可耻的。哈姆雷特问道：“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
听听公众关于失业的辩论，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人类仍未能摆脱赫伯特·斯宾塞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酒吧里脾气暴躁的老男人将其奉为守护神：
“与其说他们没有工作，不如说，他们要么拒绝工作，要么很快就放弃工作。他们就是那种一无是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靠着他人生存的人，他们是流浪汉、酒鬼、罪犯和即将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是需要啃老的年轻人，是靠老婆工资养活的男人，是与妓女分钱的皮条客；相应地，女性中也有这样的人，她们不太引人注意，数量也不太多。”
工作的义务，以及努力工作的义务通常被称为职业道德，这个名字本身巧妙地暗示了工作和道德行为是交织在一起的。职业道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接受的信条之一，以至它通常不需要解释或证明。现在就是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绝佳时机，人们的地位是否应该像现在这样依赖于他们的经济贡献，而不是（比如说）他们的善良、仁慈或者公益精神。
职业道德很难与因技术导致失业的世界和解。坚持认为人们有义务工作，即使这份工作令人讨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没有足够工作可做的情况下，还在鼓吹这种陈词滥调，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虐待狂。我们甚至还要质疑，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工作的世界里，职业道德是否还能存在。如果其他人都失业了，失去工作还会是一种耻辱吗？“失业”这个词将失去其意义，也不会再有羞耻的问题了。
技术导致失业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种经济模式，使得地位和尊严与经济生产率以外的其他指标关联起来。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 切断工作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个有智力含量的步骤，是挑战工作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当然，的确有工作是有趣、安全、富有创造性和教育意义的，也是令人振奋又意义非凡的，但还是有许多工作是单调繁重、危险、重复、乏味、令人沮丧和毫无意义的。一份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满足一个人的需要，部分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偏好。一个老师可能热爱教师这一职业，当然也有人会厌弃这份工作——但总有些工作明显比其他工作更差。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改善人类的境况。相反，工作经常对做这份工的人造成伤害。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做工的步伐永不停歇。工人们完成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刚停下来喘口气时，就会被说成偷懒而受到训斥。他们还要承受着不断增加的工作量，每天都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若无法跟上工作的增速就会被解雇，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除非他们在工作中受伤：工人们每天必须手脚并用数百次，几乎没有人能在这种工作中毫发无损。（雇主）强迫他们签署文件，确认他们受伤与工作无关，否则就会被记过，然后被解雇。有一个例子，雇主要求室内温度可以上升到102华氏度，而当员工要求打开装货门让空气流通时……（雇主）却拒绝了，声称这会导致员工盗窃。相反，他让救护车停在外面，等着员工中暑晕倒。如果员工受不了打开装货门，就会按照旷工而被记过，累计多次就会被解雇。（雇主）并不在乎，因为该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如有工人被解雇，门外还有数百名求职者在等待……”
这些工人从工作中获得了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好处吗?这段摘录读起来像是出自恩格斯的《英格兰工人阶级状况》（1845），该书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悲惨恐怖的生活状态。但以上状况实际发生于2017年，由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撰写，它所描述的雇主就是亚马逊。
全民基本收入，或者类似的东西，可以把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它可以实现奥斯卡·王尔德在1891年描绘的梦想，“所有的非智力劳动，所有单调乏味的劳动，所有涉及可怕的事情和令人不快状况的劳动”都可以“由机器完成”：
“机器必须在煤矿里为我们挖煤，必须承担所有的卫生服务工作，必须给蒸汽船加煤，必须清洁街道，必须在雨天收发信件，必须做一切乏味而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们每天都干什么呢？也许什么都不干。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观察到的，对许多人来说，工作的反义词是无所事事的休闲。scholé是希腊语中“休闲”的意思，与希伯来语（安息日）有着相同的词源，意思是“停止”或“停下”。但是，懒惰的生活是否有利于人类，现在还难下定论，即使这种生活方式摆脱了目前失业带来的耻辱。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王子喊道：“如果全年都是玩乐的假日，那么玩乐就会像工作一样乏味。”
我们通常认为工作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成就感、安排好一天的生活和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这种心理需求可能不会消失。按照自由论者的方法，我们可能要自己决定如何排遣时光。而按照专制家长式的做法，国家可以决定并规定强制性的非经济活动，将其作为获得国家资金的先决条件或惩罚手段。
结果可能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工作或类似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做如此推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可怕的矿井工作，而是有趣、安全、富有创造性和教育意义、令人振奋又意义非凡的好工作。在工作范式下，好工作的愉悦体验是有些幸运儿会得到某些东西作为报酬。在数字生活世界里，这种愉悦体验可能体现为人们用自己分得的社会资源去买来的东西。至于那些挑剩下的，但还需要人类去做的坏工作，公民可能就有义务在受到征召时去完成，就像征兵一样。更有甚者，可以基于道德应得来决定谁去做坏工作，以此作为惩罚罪犯或品行不端分子的手段。
工作是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唯一途径吗?是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有效沟通的唯一途径吗?在简单社会中，自然条件意味着没什么人必须为了谋生而工作，人们的需求可以通过“仪式、宗教和社区实践”来满足。而如今，我们不工作时也会有业余爱好、休闲追求、公共和志愿服务，会参与俱乐部和协会，会与亲朋欢聚。许多人因此欣然放弃有报酬的工作。我在第三部分中曾解释过，在数字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在虚拟现实和其他领域更自由地接触到新鲜的、令人兴奋的体验。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要做的是精准地识别我们的需求，并提出什么样的活动（除了工作）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与其试图挽救工作范式，还不如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力来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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