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1月以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开发的聊天机器人，迅速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引发广泛关注。的出现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引爆点，推动各国科技创新竞争进入新赛道。技术的跨越必然带来应用场景中的深入观察，无论人工智能服务变得多聪明，适应与满足人类发展需要始终是根本指向。面向未来，多维度多视域探讨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对产业革命和学术研究等的重要影响，有助于我们正确使用和管理这种技术，进而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
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发布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引发的全球关注还在持续发酵。埃隆·马斯克评价说其不亚于，比尔·盖茨说其不亚于重新发明互联网，360董事长周鸿祎认为其可类比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毫无疑问，的惊人表现引发了各领域对人工智能社会效应的再认识。本文拟从管理学视角，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引发的管理范式变革。
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引发管理范式变革。由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经济，通过“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改变了业务的逻辑，又通过改变业务逻辑进而改变了管理逻辑。
人的变化：计谋人还是透明人？对于人性的假定和探索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将人矮化为产生效率的流水线工序，哈佛大学教授梅奥在具有革命性的“霍桑实验”中发现，管理学中的人是社会人，社会人不仅在意经济利益，也在意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关系。或者说，管理学中研究的人是计谋人，计谋人将不断评估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做出对个体有利的行动。此后，麦格雷戈基于“人之初，性本懒”提出管理中的X理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组织激励中的Y理论。总体而言，对于人的“无赖假设”是西方组织体系、机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对于“套路”或者“潜规则”的运用，也是计谋人在获取利益时普遍采取的策略。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关于人的各类数据连续被采集、分析、反馈，人日益成为透明人和空心人，人作为个体很难隐藏其目的性行为，而且人人都明白这一点，计谋人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套路”很容易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地介入人的行为中，智能时代的人或将不断从计谋人发展为透明人。
机器的变化：工具还是伙伴？越来越智慧的机器人，不仅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且还将与人类分享决策权，成为人类决策的伙伴。对于机器人，我们的管理出发点也不能简单地将机器人仅视为物品、机器或人类的奴隶，人类需要逐步转变观念，将机器人视为另外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和具有协商机制的智慧体。但是，当人变得越来越“透明”时，尚处于灰箱机制的机器人已经成为未来管理学不得不关注的对象。人们要不断思考如何在与高等智慧体的共处中确保人类的伦理、规范、尊严和价值被更好地维护。无论如何，人类需要在孕育这些高等智慧体的同时，为这些高等智慧体构想好和谐共处的机制，做好风险控制。
决策主体的变化：象还是骑象的人？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将不断替代决策者的主观决策，算法在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I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 Simon）认为，管理的核心在于决策。AI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决策自动化，至少是决策的前导工序自动化，留给人进行最后的决策。比如电商购物，AI选择需要推荐的产品，人们看似具有决策权，但其实大量的底层决策已由AI完成了。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潜意识，就像《象与骑象人》中所说的，骑象人自认为可以决定方向，但事实可能正相反。象是潜意识（80%），骑象人是显意识（20%）。未来AI就是大象，人类就是骑象人。AI正在成为人们新的潜意识，在决策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回到经典管理学，我们通常假定决策者是自主做出决策的，但是人机混合智能或许将令决策如同人骑在象上一样，是人和象一起实现了决策。
决策模式的变化：有限理性还是充分理性？有限理性模型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大大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但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的介入，人类在决策时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充分，信息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人脑的处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机混合智能决策应运而生，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匹配人类在洞察力方面的独特禀赋，人机混合智能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新型决策模式。在这种新型决策模式下，或许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将需要重建，充分理性模式有望重构决策理论，并带来新的决策方法。
构建人机共生系统理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管理范式需要建立在人机共生系统管理理论的基础之上，以下是几个可供参考的方向。
人机共生系统的演化理论构建：从“物理—事理—人理”（WSR）到“人理—机理—物理—事理”（RJWS）理论构建。我国知名运筹学和系统工程专家顾基发，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论。顾基发将这一方法论与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相结合，提出WSR方法论，该方法论可以将专家体系、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然而，人机共生决策是一种新型的决策系统，它不是单纯人的决策，而是一种由人机共享的决策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物理”“事理”“人理”都与之前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人工智能作为与人合作的决策团队中的“一员”，更需要特别考虑。为此，可在WSR方法论上进行结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建，从而建立起人机共生系统的RJWS理论体系。
人机共生系统的信任理论构建：从人人信任理论到人机信任理论构建。信任是人机交互的重要前提。如何在人机之间建立信任、如何对破裂的信任进行修复、如何进行信任再定位和再校准，这些都是人机交互发展无法逃避的问题。和对积极的“人—人”关系的系统性分析，可以借鉴到积极的“人—机”关系的理论构建中，对于研究人机共生系统的信任理论很有帮助。
人机共生系统的安全理论重构：从人机共生系统的功能安全到全域安全的理论构建。对全域安全理论的研究，可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构建人机共生系统的本征安全评价体系。人机共生系统的商业模式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用户对安全的高度敏感性。人机共生系统除了本征安全外，还存在行为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智能机器的某些行为尽管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在行为上已经让相关的人感觉到危险、产生恐惧而无法接受。人们应考虑突破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等传统的人机混合智能系统本征安全，构建考虑行为安全、规制安全等全域安全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训练数据集质量、人工标注的规范性、算法的价值无偏性、模型结果的可解释性，以及网络系统的可靠性等方面作出全面监管。
达成新管理范式下的管理使命
第一，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的问题、机器人的问题，不断对经典的管理知识进行反思，尝试思考在这样一个关于人的特性发生变化的时代，如何构建新的管理学理论丛林。从计谋人到正念人，从机器的人化与人的物化，从物质的匮乏到精神的匮乏，从时间的稀缺到创造力的稀缺，从外力驱动到内在动机驱动，从超大型组织到小而美的灵活形态，这些重要的变化都将对管理学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要积极思考新的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组织管理理论、国家治理机制创新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创新，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自由发展机遇，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实现了自由，更多的人却处于无路可选状态。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如果不在宏观层面进行机制设计与管理调节，或许将直接导致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坐拥大量资源，进阶到“自由国度”；更多的人被赶到社会边缘，堕入“被抛弃”的境地。
第三，要提前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关于高等智慧体的管理问题，不断思考人类如何在与高等智慧体的共处中保障人类的伦理、规范、尊严和价值。人类孕育了高等智慧体，但是并不充分掌握高等智慧体的所有智慧，这就为高等智慧体的失控埋下了隐患。人类必须为高等智慧体的失控风险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
第四，要不断推进各学科间的协同与共享，特别是要增强社会学领域对技术领域可能产生的人文风险的评估，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新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人类社会在技术驱动下一路狂奔，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但是智能化却是第一次让人对于“劳动创造价值”失去了概念，从而动摇了人们长久以来通过劳动获取回报的经济机制基点和精神激励体系，这或许将成为智能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