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计划系由公司运营，旨在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到音乐等艺术创作中的人工智能项目。6月1日，公司发布了该计划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成功谱写的，一段长达90秒的钢琴音乐，这成了人工智能涉足人类艺术创造领域里程碑式的一步。
然而站在19世纪末至今现当代音乐发展趋势角度看，人工智能所作音乐对于音乐史的价值究竟何在，以及未来这种“非人造”的音乐作品将趋向何种风格，都是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将重点联系西方现代音乐史、后现代文本学、艺术哲学等相关领域议题与视角，作一些个人层面的初步展望。
90秒，在钢琴音乐史上，似乎还不足以撑起一首让人过耳不忘的传世之作——最著名的可能只有肖邦（ ）脍炙人口的《小狗圆舞曲》（降D大调，作品64号之1）；然而本月初，公司发布的这首90秒钢琴曲必将享受不朽的传世地位：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人工智能系统谱写的音乐。
它的诞生至少宣示着如下事实：基于海量经典音乐数据的摄入、消化和总结，计划所运用的人工智能已不满足于以往计算机自动作曲时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既往音乐大师的纯粹风格模仿（那是计算机作曲干的活儿），而是学会把握人类情感运作，并尝试创造曲式规则。
这一转向赋予了这首90秒钢琴曲星星之火般的特殊地位；而探究点燃今天这颗火种的材质和火源，则可发现它们不但来自1950年代至今人类在计算机作曲领域的探索，更来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音乐在表现手法、创作理念上对上千年音乐传统的背叛与割裂，甚至在更遥远的时代也能找到其飘游的因子——18世纪末，有作曲家（相传是海顿或莫扎特）发明了将几百个各异的小步舞曲段落列表，演奏时根据掷骰子加以对应、重组而生成的“随机音乐”；甚至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时代，将数字视为万物本源的毕达哥拉斯已经发现，音乐的声音体系与宇宙万物秩序一样，能够化为可数的整数。
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要展望人工智能作曲的未来，则有必要条分缕析探索一下，从计划中诞生的这颗火种，是怎样一步步被点燃的？
❂在计算机“作曲家”前辈们肩上迎接曙光
1950年代，也就是电子计算机被发明并得到应用不到十年，就有人阴差阳错地吃起了计算机谱曲的“螃蟹”。
此人名列哈伦•希勒（ ），美国人，23岁就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52年，时年28岁的希勒得天独厚地在伊利诺伊大学接触到第一台正式亮相于该校的冯•诺伊曼式计算机；身为乐迷的他在工作中“不务正业”地发现，如果将控制变量由几何数转换成音符，这些代码就完全可以用于谱曲，并符合对位法（在这种作曲法则中，相互独立的旋律得以同时融洽地发声）。这个发现让希勒大喜过望，他一发不可收拾地攻读起音乐学硕士学位，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了一系列作曲技法实验。1957年，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由计算机生成的音乐作品诞生，即弦乐四重奏《依利亚克组曲》（ Suite）；而化学家希勒也从此转行，从事计算机音乐创作。在转入音乐系任教，并成立实验性工作室后，他继续用计算机创作了《算法一、二、三》等乐曲。这使他成为计算机作曲鼻祖。
列哈伦 • 希勒在他的音乐工作室里
希勒的算法音乐为后来者开了先河。19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大卫•库佩（David Cope）从编写作曲程序出发，着迷于通过基于乐理的技法重组，来创造模拟不同过往音乐家风格的音乐。库佩认为，大多数经典曲作都是十二平均律音阶和对应八度音阶的重组，把握这个规律并以不断重融，就可创造出不同风格音乐。他开发的作曲软件 in 能通过特殊匹配过程，分析并得出同一作曲家作品共性，并基于出现频率赋予权值并保存。在计算机软件进行创作时，数据库中这些微小的共性得到与原曲充分同构的应用，从而使产出的作品具有十足“以假乱真”的效果。
进入21世纪，计算机作曲领域的研究更加步入纵深。一个典型例子是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的超级计算机组群伊阿姆斯（Iamus），它的开发者将音乐的创造与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制定程序：电脑随机生成音符，分析数据库中音乐作品并总结规律，再以此筛选刚才生成的随机音符，保留者进行两两“杂交”后进入下一轮筛选，直到形成悦耳如作曲家原创的旋律。伊阿姆斯（Iamus）的“创作”奇迹般通过了计算机图灵测试——受测试者只有24%能从五个一分钟音乐里正确分辨出伊阿姆斯（Iamus）的“作品”。
从以上例证可见，计划并非凭空玄想，计算机作曲几乎从其自身诞生开始就与其相辅相成地发展着。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运用日新月异的存储与计算能力，从海量数据化的经典音乐中提取、分析各类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拟式“创作”，是以往计算机作曲的主流范式；而眼下人工智能作曲不限于此，它将尝试在共情能力基础上主动发展新的作曲范式。
❂“远离家园”的现代音乐谱系将添加新成员？
创新范式的动力来自哪里？在笔者看来，除创作主体与载体发生根本转换，人工智能对几十年来计算机作曲技法的新变与突破，并没有逃脱19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现代音乐不断质疑、革新作曲技法与音乐本体观念的传统。透过现代音乐发展史滤镜可见，革新的动力源要追溯到瓦格纳（ ）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und ）前奏曲中那个始终浮游，无法解决的主和弦：这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将西方音乐从几千年来和谐的调性时代撕裂；断裂的音乐大陆正向着20世纪漂移——现任柏林爱乐乐团总监西蒙·拉特尔（Simon ）称之为“（音乐）远离家园的开端”。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
作为艺术创作，人工智能的“作品”无法跳脱于音乐范畴；在笔者看来，眼下如果我们欢呼于这一现象的出现，那么更应该将其“作品”放入音乐长河，从音乐史发展视角审视与展望之。
西方音乐的断裂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事实上，尽管瓦格纳及其后的马勒（ ）、德彪西（ ）因为某些层面的激进技法，成了音乐史上的叛徒和革命者；但他们的创作，尤其是前二者，同时也将当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张扬到“滥情”的极致。盛极而衰，浪漫主义音乐从反对优美和谐的古典主义“套路”、张扬自我与主观情感出发，至此几乎耗尽了自我更新的全部能力，19世纪末立足于浪漫主义悬崖边的后人已再无前进一步的可能。
新变从体系内部悄然生发。除上述三者外，更多作曲家试图另辟蹊径。
斯克里亚宾（ ）试图将声音与色彩相联系；他试图将前人早有探讨但一直未有人付诸实践的音调与色彩系统性地联结起来，演奏音调时接通彩灯，让屏幕上各种与音乐相联系的色彩变幻莫测。
斯特拉文斯基（Igor ）在一战后由强烈蛮荒的原始表现主义转向愉悦得体的新古典主义——这一转向与当时欧洲音乐的总体转向相一致，是一种看似复古，实际上排斥主观浪漫情感、在以往古典形式“幌子”中试验各种前所未有的和声与色彩的“拟古”创作技法。
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
勋伯格（ ）的革新直触作曲技法。1911年，他在《和声学》中发明了十二音序列体系，要求谱曲时每个乐句都须确保一个序列的十二个音按固定次序出现且仅出现一次，如此排列组合构成全曲。音乐通过排斥调性拒绝了主观情感，而成为一种完全基于数学运算的结构呈现。勋伯格曾自信地说：“我的发明将确保德国音乐在未来一个世纪内保持霸权地位。”此言不虚，序列音乐对20世纪西方音乐影响巨大，梅西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等音乐家的自主创新都没离开此框架；序列作曲法还受到19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关注，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这种严格受逻辑控制，音乐要素高度组织化的音乐样式中，“形式与内容有着同样的自然属性，均隶属于分析的范畴……内容从结构中获得真实性。”换句话说，当音乐结构本身成为内容的表达时，作曲家情感表达已被完全抽离。
现代音乐史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以下趋势：百年来西方音乐处于一个逐渐背离浪漫主义主情传统，驱逐作曲家主观情感，代之以关注音乐结构与技法的过程。当形式和内容无分时，作曲已成纯然算法和技术游戏；而这反转恰发生在计算机作曲初兴时。这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意味着：以技术试验为核心导向的计算机作曲及人工智能音乐作品，并未游离于音乐史之外——它们和20世纪以来作曲家对浪漫主义的反叛和革新一脉相承：抽离主观情感、重心极度倾向于技术与结构。
于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假如人工智能音乐的创作长期停留在模仿并呈现人类主观情感的“悦耳好听”层面上，对现代音乐史来说还剩多少意义？
❂需要什么？再多一位悦耳的机器肖邦，还是……
事实上，这一质疑首先触及本体意义问题：人工智能作曲究竟为何而生、有何用处？或者更具体：其意义仅在探索数字技术可抵边界，仅为试验机器能够多大程度具备思维和情感，还是另有目的：取代有血有肉的人，来进行包括作曲在内的艺术创作？
囿于自身知识体系，笔者无法从人工智能专业视角给出设想；从自身具备的人文主义知识背景出发，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不能成为自身目的，它的突飞猛进背后理当存在某种提供终极价值的愿景。
相关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主要得益于三层面：
1. 并行计算（新型芯片图形处理单元（ unit）开启了神经网络运行速率倍增的可能性）；
2. 大数据（数十年搜索储存的巨量数据成果用丰富有效的训练材料确保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完善和提升）
3. 更深层次算法（从数学层面上优化待处理数据中的元素组合结果，从而使数字神经网络质变性地加快了数据认知分析速度）。
但是，技术提升并未使其摆脱工具本质；它还无法以足够的主体意识察觉这些提升，遑论审视与反思自身发展趋向。一句话，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目前人工智能具备足够能力来产生自主意识，这决定了它暂时只是人工智能而无法成为人工智慧——至于拥有自身意识的人工智慧是否属于人工智能“终极愿景”，还众说纷纭。
然而，开始涉足艺术创作领域的人工智能，里程碑式地将自己往人工智慧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而眼下探讨这首90秒钢琴曲是否属于真正艺术创造，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音乐创制的终极含义——大师们留下的那么多扣人心弦的名作，真的全然出于通常认知中“我手写我心”的“创造”吗？
从左至右依次为吉尔·德勒兹、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
我们有必要先快速综览后现代哲学及文本学思潮提出的几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观念：德里达（ ）的“延异”（la différance）说、德勒兹（ ）的“块茎理论”（）以及罗兰·巴特（ ）的“作者之死”（La mort de l’）。
综合概括就是通常意义上负责“创造”的作者从不存在，文本的意义并不根据作者主观意愿产生，而根据不断变化的上下文语境获得即时性生产；并不指向任何确切意义，而停留在自身语境内意义的不断产生、碰撞与延宕中，通过非线性、非体系、充满不确定与偶然性的“互文”（），产生遥相呼应的触碰与关联，换成俗话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他们认为，一旦使用某个语言体系（这里指广义上的语言，包括声音、色彩、动作、材质等，而不是仅指书面或口头字符）表达，真正意义的独立“创造”就不存在；作品文本（同样，这里的作品和文本都指涉其广义概念）永远处在不断的意义关联过程中，要找到一个真正“原创”的意义绝不可能。
这些理论基点很难不动摇传统观念里对音乐创作本质的认知；实际上，音乐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互文”历历可见，当许多音乐能从前人篇章中找到“有章可循”的意义延宕轨迹时，还有几分真正意义上的“独创”站得住脚，恐怕还真是个问题。
那么，根据“天才灵感”谱曲的人类作曲家本质上竟与计算机作曲那种基于摄入-分析数据的套路无异吗？这个由科技创新带来的尖锐问题开始质疑曾被视作天才与神迹的艺术创作的终极意义。很难说这一质疑对人文主义立场上关涉人类智慧的传统认知与信念秋毫无犯；站在人工智能已经染指音乐创作的当下审视这一质疑，尤其令人难堪。
笔者无力对关于“人类艺术独创性”的质疑作出全面回答；但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审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
1、融合现代音乐史来看，人工智能作曲在音乐学上应当往哪个方向拓展自身？
2、 人工智能作曲的意义所在，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为何需要它？
综合上述
上文已述，计算机作曲兴发之时，正是序列音乐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并吸引结构主义等哲学目光关注之日；如果我们愿意在艺术哲学意义上承认作曲工作的技术本位，将更容易理解这一轨迹的契合且相信它将继续。那么问题来了：计算机作曲和序列音乐并行发展多年，皆算不上容易入耳；而最新人工智能则从模拟人类主观情感波动这一不同角度切入，努力构建一种亲和悦耳、旨在模拟与生产一种接近人类情感表露的抒情风格——从音乐发展史角度来看，这种人工智能“拟浪漫乐派”（暂以名之）的存在意义与前景如何？多年后能像贝多芬、肖邦、舒曼等人类“浪漫乐派”经典那样，在音乐史上占一席之地吗？别忘了，德彪西在上世纪10年代尚且说过：“产生飞机的时代需要它自己的音乐。”而现在，这个机器都即将“成精”的时代，音乐史还需要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智能肖邦吗？
在笔者看来，“90秒钢琴曲”这种音乐在未来若被视为一种独立风格加以发展，它将脱离时代。诚然，这是人类科学史的巨大突破；但其生产的艺术文本跳出了音乐发展史主流风格线路，悬空地与20世纪前音乐风格呼应，这导致它没有也不会给当代音乐史带来更多新东西。
当然，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作曲家”诞生不满一月的“处女作”吹毛求疵，毕竟它正处于发展原点；但一个漫想般的展望或许值得。在笔者看来，人工智能“拟浪漫乐派”那些悦耳的音乐（在可预见的将来，应会越来越多）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将帮助人工智能系统获得更多人类情感运作认知，其价值集中表现为工具价值。
设想有朝一日人类迎来十分成熟的人工智慧作曲系统，其自主意识根本上突破了现有的人类情感模拟机制后，它恐怕将不难借助巨量数据存储与运作，站在纵观音乐发展史与审视、反思当下人类境遇与人性演进的立场，从而创作出能完全融入包含巴赫、贝多芬、瓦格纳、马勒、勋伯格等在内千年音乐史的音乐作品——到那时，人工智能谱写的音乐将和人类作曲家作品并驾齐驱，人工智能音乐将成为一种新的、在人类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音乐流派。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个神话；但谁又能预见并勾划人工智能作曲的智慧上限呢？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诞生未满一月的人工智能作曲，无论朝哪个方向拓展自身，都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一样，其存在最大意义或许将在于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自身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从而——在诸如“绝对的独创是否可能”、“艺术创造的终极意义”等恐怕永无定解的问题上——让我们更深入地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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