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准确把握中国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仍然不易。“大跃进”产生的一个根源，就在于中国领导人盲目相信中国的本土技术无所不能。毛泽东坚信，有了革命热情，再加上新的耕种技术，粮食产量就会突飞猛进。生产技术的变化增加了计算粮食产量的难度，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大家都在关注生产技术的变化，没有人注意到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粮食数据可能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严重失真，但中国大陆仍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与1978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新行业的崛起，经济产值及就业也在增长，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楼盘陆续粉墨登场——要想准确记录这些经济领域的动态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国家统计局也在尽力维护统计工具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正确捕捉GDP的增长情况，国家统计局已将调查范围从最初的16个基本行业扩展到94个相关行业，对服务业的调查范围也显著扩大。但有些数据的调查工具和方法仍然落后，无法跟上瞬息万变的形势。譬如，用来统计就业数据的测算体系就错漏百出。1978年，所有劳动力都在国有部门就业，因此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开展薪资调查完全行得通。但到2010年，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还不到10%，继续沿用老的测算体系就不太合理。与政治上的干预相比，统计工具滞后于现实发展才是中国统计部门面临的严重问题。
文化上的原因也加大了统计难度。国家统计局不是国税局，也不是公安局。由于多种原因，国家统计局很难收集到翔实的原始信息。早在“大跃进”时代，在自留地耕种庄稼的农民为了逃避生产大队的稽查，往往都会上报虚假数据。五十年后，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小企业一般都会有三本账——一本给税务局看，一本给投资者看，还有一本供内部参考。而富人阶层则拒绝透露通过行贿获得的收入。接受调查的人群不愿向官方统计人员如实上报信息的确加大了国家统计局的工作难度。
最后，原本只是很简单的统计方法，但国家统计局及其他负责编制经济数据的政府部门却神神秘秘地不肯向外界透露，仿佛他们守护的不是统计方法，而是原子弹仓库地址。和前几年相比，重要数据统计方法的透明度问题已有很大改善。以2010年为例，中国在发布私营部门薪资数据的同时，也公开了详细的调查方法，并针对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展开了讨论。但重要数据的详细统计方法等关键信息仍未公开。譬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各类商品的权重，这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公开信息，外界也很容易据此核查官方数据的可靠性。但在中国，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对外公布权重，因此就不可能判断指数的变动到底是因为物价出现波动，还是因为计算方法作了调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市场对CPI数据缺乏信心，以至于在某些月份，数据发布前市场都会出现两个版本的传言，一种是实际CPI，另一种则是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数据。由于国家统计局及其他机构拒绝透露数据计算方法的关键细节，外界质疑数据的可靠性也就在所难免。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实际情况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数据绝不是由政府一手遮天、任意炮制的。数据不仅越来越可靠，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当然，其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准确把握复杂万变的中国经济形势存在难度，调查方法不够完善，民众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心，有些数据也的确存在政治敏感度。统计系统绝对不是尽善尽美，有的数据可靠程度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没有一项是瞎编乱造出来的。这从GDP数据发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混乱场面就可以窥视一斑，而且，数据发布后的第一时间里立刻达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尽管数据本身存在缺陷，但这毫不妨碍市场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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